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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一半地球人的科学发明,竟然是被学界大佬逼迫出来的

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但是直到一百多年前才认识到施肥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肥料,粮食产量就不会高。

植物循环是一种施肥的方式,但实在是杯水车薪。最早大量施用的肥料来自于海岛上沉积的鸟粪,枯竭之后又开始使用硝酸盐矿。

然而硝酸盐矿毕竟是不可再生资源,总有采完的一天。从19世纪后期开始,“求助于化学”就成为了有识之士的共识。空气在中充满了氮气,而氢气也不难获得,如果能把它们合成氨气,就有了取之不竭的氮肥来源。

一位又一位的化学家尝试了许多方法,都没有获得有现实意义的成功。

1904年,德国化学博士弗里茨·哈珀接受了一个课题:用实验数据来判断“从氮气和氢气合成氨”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实际上,哈珀的个人态度倾向于“不能”,不过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不用自己的“倾向性”代替数据,又或者是拿了研究经费,总是需要做事情,他和助手一起做了实验。在1000°C左右的高温、用铁做催化剂,能够合成氨,但转化率只有0.012%的样子。

这样的转化率很难有生产价值,他也就准备把这作为结论而终止这项研究。

当时有一位化学家叫能斯特,已经名声显赫,堪称学界大佬,他因为提出热力学第三定律在后来获得了1920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的计算出的合成氨转化率明显要比哈珀的实验结果低很多。他指出哈珀的结果不对,哈珀深受刺激,只好再次重复之前的实验。这次的结果更为精确,也相当接近能斯特的理论值,只是依然要高一些。

在多数情况下,实验值和理论值有一定偏差会被大家接受。但能斯特不这么想,他公开质疑哈珀的结果,暗示其实验存在问题。

当时哈珀尚未成名,学界大佬的苦苦相逼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和助手按照能斯特的方式改进实验,试图证明自己并没有出错。没想到,在实验过程中他们发现:如果把压力加到更高(当时能够达到的最大压力是200个大气压),并把反应温度降低到600°C左右,那么合成氨的转化率能够达到8%左右!

这个转化率,就有生产价值了。

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合成氨的前景,与能斯特的较劲也就无关紧要。哈珀和助手设计了新的实验装置,在1909年7月2日进行展示,合成氨的转化率达到了10%。

那一天,他们生产出了100毫升的液氨。这标志着人类攻克了从单质气体合成氨的挑战,使得人们能“求助化学”生产肥料。

当然,这个实验装置只是展示了原理,真正要进行工业生产还有太多的实际困难需要克服。巴斯夫公司的卡尔·波什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终于在1912年制造出了日产超过1吨氨的设备。

能斯特大概没有想到,一时的意气之争会促使哈珀和波什把合成氨从“理论上的可能”突破到了“商业化的生产”。他对哈珀的专利提出了异议,认为哈珀的实验是根据他的实验来做的。经过谈判,巴斯夫公司支付了5年每年1万马克的酬劳,换取能斯特撤回对哈珀专利的反对。

到1914年,巴斯夫的合成氨工厂已经达到了年产7200吨的规模。这些氨可以生产出36000吨的硫铵肥料。很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本该用于农业生产的氨也被政府征用去生产炸药和军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哈珀获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因为哈珀在战争中成为了德国政府的帮凶,他研发的化学武器第一次使用就杀死了5000人,这个颁奖决定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抗议。不过评奖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坚持认为:合成氨将会造福人类。而事实也的确如此,20世纪人口激增,如果没有合成氨为基石的绿色革命,将会有一半的人陷入饥荒。

能斯特的逼迫,使得本已放弃合成氨研究的哈珀,后来居上比能斯特早两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而合成氨原理扩大到商业生产规模的波什,在哈珀研究化学武器的时候继续改进工艺,完善了高压化学反应并且应用到其他生产中。1931年,他也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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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科学松鼠会 | 20 Jul 2018 | 11:15 am(NZT)

高山上的植物小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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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肉植物,又名食虫植物,指能够诱捕昆虫或其他小动物,并且分泌消化液将其消化以补充自身养分的植物。猪笼草和捕蝇草是比较有名气的两类食肉植物,其实“有肉吃”的昆虫可不止它俩。每类食肉植物都有着自己“捕猎”的独家秘诀,让小虫子们纷纷落入陷阱。

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也分布着一种有趣的食肉植物。在天寒地冻的环境里,它是如何施展捕虫的“独家秘笈”的?它需要昆虫的帮助来传播花粉,在捕虫的时候又通过什么办法才能避免误伤到传粉昆虫?

在雪山梁,我们找到了爬山爬得最高的食肉植物——高山捕虫堇。传说中那种可以把人吃掉的食肉植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大多数的食肉植物都长得比较矮小。

捕虫:叶子的特化

食肉植物用来捕捉昆虫的器官大多都是叶子的特化。这种食肉植物用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捕虫机制,就像家里常用的粘苍蝇纸一样。

叶子上的粘液不只有粘性,它里面还含有消化酶。昆虫被粘住之后,会渐渐被这些酶溶解掉,然后被捕虫堇消化、吸收。

开花:区分传粉者和猎物

在吃饱了虫子大餐之后,捕虫堇就利用来自虫子的营养孕育出了相对它的个体来说挺大的花。

从侧面来看可以发现它的底部有一个比较短的距,花蜜就藏在里面,这也是蜜导指向的方向。在上唇的底下是它的柱头,背后是两枚雄蕊,在正对着的下方的内部有很多的绒毛。

从这朵花的结构来看,它是一朵典型的蜂类传粉的花,能够给它传粉的应该是一些体型不算小的蜂,比如说蜜蜂或者熊峰之类的,这样大的蜂是显然不可能被它的叶子粘住的,而它的食谱也主要是一些地上爬的蚂蚁或者飞得很低的小蚊子之类的小昆虫。通过这样的区分,捕虫堇就不至于把自己的传粉者给吃掉了。

小伙伴:高山上的垫状柳树

高山上的植物往往会长得非常矮小,这种柳树是一个特别极端的样子。它在平山上的亲戚都是高大的乔木,但在这里只能长到1cm多高。

它长那么矮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因为高山上的泥土比较稀少,没办法支撑高大木本植物;然后,这里的气候比较寒冷,它要缩成一团才能够减少热量的散失;再是因为风很大,它长高了很容易被吹折。这些原因加起来,就让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柳树的高山亲戚变成了这样的小矮个。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9 Jul 2018 | 11:14 am(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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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废水生产“酸乳清啤酒”?真的有“砖家”在这么干

在各种奶制品中,酸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除了常规的酸奶,各式“特种酸奶”也层出不穷,比如把号称为“酸奶保健功效”来源的乳酸菌杀灭了的“常温酸奶”。这个在中国火遍大江南北、乡村都市的产品,其实多少有点玩弄话术左右互搏的味道。不过另一种也很火热的产品——希腊酸奶,却真的可以称为“浓缩酸奶”。

希腊酸奶的确切名称应该是“脱乳清酸奶”。它的制作方法是,像普通酸奶一样把牛奶发酵到变酸凝固,然后用滤布进行脱水浓缩。这个过程类似把豆花做成豆腐。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滤,酸奶的体积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变得更加粘稠、口感更好、风味也更浓郁,这就是“希腊酸奶”。

滤出来的那些浅黄色液体被称为“酸乳清”,其中有一些乳清蛋白和乳糖。这些乳清和乳糖的含量很低,没啥好的用途,通常也就作为废水排掉了。麻烦的是,作为废水,酸乳清的酸度比较高,而这些乳清和蛋白和乳糖作为废水中的“营养物”含量就不算低了,厂家需要进行处理之后才能排放

也就是说,这些酸乳清的经济价值是负的——不仅卖不到钱,还要花钱去处理。

在奶酪行业,乳清已经被分离纯化成乳清蛋白成了“高附加值产品”,在运动健身饮料和婴儿奶粉中大显身手,奶酪厂家也获得了丰厚回报。但是酸乳清跟奶酪乳清比起来,大概是“钱景”不好,也就没有什么厂家去回收处理。

随着希腊酸奶的销量增加,酸乳清的量也相应增加,成了酸奶厂家的麻烦。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助理教授Sam Alcain曾在啤酒公司工作过,估计看到什么都会想能否用到啤酒中。面对酸乳清,他就开了个脑洞:啤酒是一种“有风味的酒精饮料”,而酸乳清有特定的风味,如果把其中的乳糖发酵成酒精,是不是就可以得到一种新型的类似啤酒的饮料呢?

他把设想付诸了实施。酸乳清中的糖是乳糖,而啤酒发酵用的酵母却对乳糖无感。要想把乳糖发酵味酒精,还需要另辟蹊径。Alcain想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用多种细菌和酵母混合,让细菌先把乳糖分解,然后再用酵母把分解出的半乳糖和葡萄糖转化成酒精;另一个是利用大麦中的酶来分解乳糖,再用酵母发酵。不过大麦中的酶作用的温度跟通常的发酵温度不同,使得这种途径受到了限制。

经过摸索,Alcain和他的学生们找到了合适的条件把乳糖转化成酒精。在目前的实验中,他们得到了2.7%的酒精含量——这大致相当于酒精含量比较低的啤酒。他们的“啤酒”有明显的酸味和咸味,就跟德国的歌赛咸啤酒差不多,此外还有一些墨西哥龙舌兰酒的风味。

这只是初步的实验,表明他开的这个脑洞是可行的。真正要把酸乳清变废为酒,还需要许多的优化与改善。Alcain认为,或许几年以后,这种“牛奶酒”就会出现在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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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8 Jul 2018 | 6:31 pm(NZT)

别拦我!今天一定得吐槽下世界杯期间的精神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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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世界杯赛程接近尾声,也许你记不得每场比赛的比分、进球的球员,但八成会记得那几个精神污染级的魔性广告——你可能并不愿意记住它们,却还是被无情洗脑了。

这些魔性广告的共同特点是:毫无逻辑的内容,洗脑的广告语,疯狂的出现频率。为什么世界杯的广告似乎又回到了那个人人都唱“脑白金”的时代?洗脑广告又是如何影响观众的?它们真的有用吗?

广告的首要目的,是在短时间内攫取住我们的注意。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只有被注意到的信息,才更有可能被进一步理解、记忆,从而再影响人们的行为。 特别是在世界杯期间,人们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主要在球赛当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让人们注意到到与球赛不相干的商品信息上,一些怪异的问题、反复的画面、短促的口号,自然就成为抢夺注意点的“短平快”的途径。

洗脑广告的另外一个法宝,是高频率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范围内。这种重复效应是利用了心理学上的纯粹曝光效应

1968年,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发现,仅仅是简单重复曝光一样东西就会增加人们对其的喜爱程度。在他的实验中,他给说英语的被试呈现不同的中文单词不同的次数,从零次,一次,两次,到二十五次。之后,他让被试猜测这些中文单词是具有正面还是负面的意义。他的实验结果发现,人们看到中文单词的频率越高,就越会猜测单词的意义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单纯增加一个事物出现的次数,就已经可以提高人们对事物的喜爱程度了。

罗伯特之后的心理学者,又进一步验证了纯粹曝光效应的适用范围。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让几个样貌类似的女性在一个大学课堂上分别出现0, 5, 10, 或15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和这几个女性并没有什么接触。在学期结束后,研究者让学生对几位女性的熟悉感,相似度,和吸引力打分。结果显示,学期中出现次数越多的女性,得到的吸引力打分越高。

洗脑广告的另一大特点,是有朗朗上口的广告语。这些广告语往往短促押韵,听几遍你就会不由自主地把它刻入脑海中,有时候还会跟着附和。这种方式是采取“思维阻断技术“,让人们放弃大脑中逻辑思考的部分,使用自动加工的部分,从而更容易接受广告语中的信息。类似的例子还有军队里整齐划一的口号,能在你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其中内容的深意,就已经接受了其中的信息。

洗脑广告到底有没有效果呢?固然,他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获取了人们的注意,可能通过纯粹曝光的方式把广告词根植到了人们心中。但疯狂的营销造势,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根据初步的数字统计,这些洗脑广告的效果也有限。更好的广告,应当是从人们更理性的大脑部分入手,再加以有情感共鸣的讲故事的方式,在吸引注意力与树立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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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8 Jul 2018 | 11:15 am(NZT)

冷萃咖啡真的更健康吗?

冷萃咖啡的出现是为了改善风味,而不是解决健康问题。

“煮”咖啡的过程,就是把咖啡粉中的可溶性物质萃取到水中的过程。把咖啡豆磨成粉,是为了减少颗粒大小,增加水与咖啡粉的接触面积,从而加快萃取过程。


(图片来自于网络)

萃取过程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有多少能够萃取到水中”,在专业上是热力学概念,表示最大能够萃取出来的量;二是“萃取速度有多快”,在专业上是动力学概念,表示在特定的时间内,能够萃取出来多少。在现实操作中,用于萃取的时间总是一定的,所以萃取速度也非常重要。

咖啡的风味是由萃取出来的物质组成的。咖啡豆中至少有几百种风味物质,每种物质有不同的萃取热力学和动力学特征。温度、咖啡粉与水的比例和萃取时间,决定了这些物质萃取到水中的量。

最关键的是,不同的物质对这些条件的反应不同。有的物质在这种条件下萃取出来的更多,有的物质在那种条件下萃取出来的更多,所以同样的咖啡采用不同的萃取条件就会得到不同的风味。

温度对于萃取热力学和动力学都有很大影响。在低温下,各种物质的萃取速度都会大大降低,但不同的物质降低的幅度不一样。冷萃咖啡的理念在于,在低温下,涩味物质的萃取速度下降得更多,在最后得到的咖啡中含量相对较低,所以咖啡的风味就更好。当然,因为所有物质的萃取速度都大大下降了,所以冷萃需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咖啡中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利健康”的成分,所以冷萃还是热煮,无所谓哪个“更健康”。当然,如果热咖啡温度过高(比如高于65°C)就会不利健康。不过这种“不利”只是高温的影响,跟咖啡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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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7 Jul 2018 | 6:18 pm(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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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里的格列宁,究竟是不是“神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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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就是钱。”

电影《我不是药神》开头,中年落魄的主角程勇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格列宁仿制药厂时,面对印度厂长,笃定地吐出这四个字。

生意失败,孩子即将随前妻移民,老父亲等钱手术,电影设计了这个千疮百孔的生活窘境,为程勇冒险走私印度仿制药的行为赋予了一点正当性。他需要回国卖掉这些别人的救命药,换取足够的钱,再去换父亲的命。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一桩违法的生意。而这样的“商机”之所以存在,反映的是现代医学运行逻辑的数个难解矛盾之中,可能最为残酷的那一个——

生命或许是无价的,但救命的方式总是有价,而且还经常很贵。

“一颗价值十亿美金的药丸”

现代的药物研发早已脱离从业者单枪匹马就能创造奇迹的阶段,每一个成功的新药背后,都有不可数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投入。

一个简化的药物上市流程包括临床前试验,动物实验,一、二、三期临床试验,上市审批等步骤,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无法得到预期结果,导致时间延长甚至项目夭折。常见的说法是,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需要至少10年,但如美国本特利大学科学与产业整合中心主任莱德利(Fred D. Ledley)教授所说,这个过程有时需要30年甚至更久。

电影中以负面形象出现的诺瓦公司,其原型是瑞士医药公司诺华。这家跨国巨头手中的王牌药,是在电影中化名格列宁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靶向药格列卫。

格列卫于2001年上市,而诺华的前身之一汽巴-嘉基公司开始为这个项目提供资源的时间,是1984年。这17年间,发生了公司合并、研究负责人更换、经费险些中断等许多波折。

这个项目的结局是皆大欢喜,但烧掉几十亿美金后一无所获的失败案例也并不鲜见,许多小公司就此默默消失。甚至在有政府投入的背景下,结局也未必美好。从1960年到1980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投入了80亿美元大规模筛选了几十万种化学物,希望能战胜癌症,而被叫停时,这个庞大项目最终的成果只有区区一个紫杉醇。

说药品研发是资本的游戏显然并不公平,还有很多因素在左右着研究的结果。但在今日的背景下,投入巨额的成本去博取并不高的成功率,并为司空见惯的失败买单,确实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来支持。

看起来,制药公司有足够的理由为来之不易的药品定高价,问题在于,高到多少是合理的呢?

每家公司有自己的药品定价策略,其中除了成本考量,还包含市场因素——如果患者数量太少,药会更贵;而由于事关民众健康和生命,政府也往往希望对药价有所控制。不管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药品定价始终是处于争论漩涡的话题。以商业逻辑运行的制药公司,面对利益并不会犹豫。而从医生和患者的角度看,药企巨头已经每年靠这些药收入几十甚至上百亿美金了,不能稍微少赚一点吗?那样可以救活更多人命啊。

一个最极端的案例是,2015年,美国商人马丁·施莱里(Martin Shkreli)买下一种艾滋病常用药达拉匹林的发行权后,将这种药物提价55倍,原本13.5美元一片的药一夜之间变成750美元。这个举动激怒了整个美国,施莱里成了“全美最可恨的人”。

施莱里手里的药品发行权是买来的,但如果决定涨价的是研发药物的公司,或者他们一开始给出的定价就决定了大部分患者根本用不起药,这些人又该怎么办呢?

药品专利,保护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

没有钱就不配活着,这种论断显然让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如果有廉价而效果相仿的其他选择,患者没有任何理由再去选择可能令他们倾家荡产的正版药。

像电影里演的,正版药3.7万,印度仿制药零售2000元,批发则只需要500元。这是一道太过简单的算术题。唯一的问题是,这么做是违法的。

但是,“为了救人命而违法有什么错”?

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印度政府为仿制药打开保护伞,印度成了仿制药的天堂。

需要说明的是,仿制药本身并不违法。如果原版药品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其他公司可以各显神通去研制尽量贴近原版药的仿制药。不需要前期试错的巨大投入,成本自然大幅降低,售价也更亲民——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保护期已过。

美国对新药的保护最为严格,新药专利保护期为20年,但专利通常在药品开发的早期就申报,药物上市时,保护期往往过了大半。为了让国民用上低价药,印度政府采取了忽视保护期、强制许可等方式允许本国的药厂制作仿制药。所以我们看到了电影中的矛盾:原版药在其他国家尚在专利保护期内时,印度已经有了合法的廉价仿制药。

在电影前半段,癌症的残酷性消解在了轻松的喜剧桥段里,仿佛有了低价药的患者们真的可以就此正常生活下去。但从灰色渠道换来的生命,太容易遭遇釜底抽薪,故事后半段的走向令人叹息。

相比拯救生命,药品专利期显得那么不近人情,药企显得那么唯利是图。为什么不可以用仿制药来救命,为什么一定要等过了专利期?

颇有轮回意味的是,诺华公司是1996年由两家公司合并而来的,那时的药厂兼并潮,正是为了应对仿制药的狂轰滥炸。美国1984年通过的新的联邦法案放松了对仿制药的限制,专利一旦到期,原版药的销售立刻断崖式下跌。巨头们只能彼此合纵连横,抵抗行业内研发动力降低的颓势。

这正是症结所在。

就算仿制药真的效果很好(跨国非法买药的普通人往往并无力准确判断这一点),就算不会出现无人可负责的意外情况,就算手握专利权的药企定价离谱,依然需要在一定期限内保护他们的利益。因为,如果有能力肯投入的大药厂无法获得期望的收益,他们可能缺乏继续开发新药的动力,那么多尚未攻克的疾病患者将得不到拯救。

保护专利,保护的是药企未来研发新药的能力,是整个人类群体的利益。

当个体的利益和群体相矛盾

然而,未来的群体利益毕竟是遥远虚幻的,此时此地,眼前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

黄毛话不多,认死理,仗义助人,他想回家探望父母,车票都买好了。“他才20岁,他就想活命他有什么罪?”

吕受益狡黠而温柔,陶醉于美满的家庭生活,他的孩子还那么小,他希望当上爷爷的愿望不值得满足吗?

程勇自己不是病人,虽然一开始是出于私心去买药,但后期他为了救人,不惜搭上了辛苦积累的财富。他不是好人吗,怎么就该进监狱?

这些问题,不可能存在简单的答案。

20世纪以来,医学的发展不断在给我们惊喜,可怕的天花已经被消灭,下一个就是脊髓灰质炎。新生儿的死亡率早已大大降低,最近几年,连曾是绝症的癌症都不断有新疗法出现。而恰恰是这一切耀眼的成就,让人们对医学的期待更高了。我们总希望获得更多,希望科学的光辉照耀更多陷入困境的人。资源却总是有限的,更好的疗法也往往更贵,医学的发展似乎反而让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看起来更加严重了。

付不起钱的人,有资格获得这些资源吗?如果有的话,该由谁来付钱呢?药企吗?保险公司吗?政府吗?慈善机构吗?或者其他来源?

和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一样,完美的解决方案需要多方力量的参与和协作。就科学本身而言,利用目前对疾病机理更加深入的认识,设计更高效更精确的药物开发方法,降低某些药物的研发成本,看来是一条可取的道路。

寻找出路,要依靠每一份力量

1995年,波特兰的家庭主妇朱迪·奥勒姆(Judy Orem)被诊断为CML。3年以后,她有幸获得了参与一种名叫STI-571的药物一期临床试验的资格,当时医生认为她的生存期不过一年。但20多年以后的今天,她依然健在。

那种药就是后来的格列卫。

时间退回到1990年,那是奥勒姆的母亲被诊断为CML的时间。如果那时的汽巴-嘉基公司由于仿制药的冲击而无力对STI-571项目追加投入,很可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致命癌症的成功疗法还要后延许多年才会出现。那样,就算资金再充裕,每年全世界7万多被诊断为CML的患者将依然无法可治。

现在,他们有可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到老——只要出得起钱。而这款需要长期服用的药之所以花费这么高昂,正是因为药效太好,让患者们的生存期不断延长。奥勒姆等曾参与一期临床试验的患者们得到的承诺是,他们可以终生免费用药,而其中的不少人现在还活着。

现代医学的一体两面在这个例子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拯救了众多患者的,到底是诺华公司、仿制药公司,还是打破规则的“药神”呢?其实都是。或许该说,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力量参与其中。要解决个体和群体、现在和未来间的矛盾,单独依靠哪一部分力量都远远不够,每个方向的力量都不可或缺,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将所有人的命运裹挟其中。

要将这个系统向前推进,注定不会轻松,但所幸的是,每个国家都不缺乏勇于尝试的人。今天我们的成果是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昂贵的救命药进医保,明天还会拥有更多。每一步微小的改变都在推动进步的齿轮,最终,惠及的将是每一个人。(编辑:Mo)

主要参考文献

  1. Jessica Wapner, Th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A Genetic Mystery, a Lethal Cancer, and the Improbable Invention of a Lifesaving Treatment. New York: The Experiment. 2013
  2. Bob Tedeschi, The survivors: How an experimental treatment saved patients and changed medicine, Stat, Apirl 25, 2017
  3. Fred D. Ledley, 30 years is too long to wait for new medicines. There are ways to speed up drug development, Stat, June 6, 2018
  4. 京虎子. 寻找魔球:现代制药传奇,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Source: 科学松鼠会 | 17 Jul 2018 | 11:13 am(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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