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 - 澳纽网Ausnz.net阅读


《南风窗》2017年第13期目录

窗下人语 反腐败“打老虎”新动向 纵论 “名利场”还是“红与黑”? 权利与埋单 极右翼退潮,欧洲回归中道 Information 资讯 记者在路上 评刊 国是 媒体 声音 时局 经略欧亚,中国迈出新步伐 新主席产生,国民党何去何从 公共政策 可燃冰来了,新能源革命还远吗? 中国投行崛起 优化县级权力运行任重道远 广州观察 广州,一转身就是生活 封面报道-香港故事 香港北漂青年:我只希望留下我的故事 陈智思:我希望下一代继续生活在这里 日月更迭,我在这港湾看潮来潮去 光辉岁月,流淌香江的不朽歌唱  潘耀明:年轻人要多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调查与记录 非洲淘金的“上林帮” 我们早已陷入在沟通的“泥潭”里 经济 中国个人按揭进入高利率时代 经济·学人 “印度制造”短期内难言崛起 中国与世界 反恐与气候,美欧为何龃龉不断 戏剧性的“双反转”:选后英法政经走向 印度凭什么超越巴西? 人物 陆天明:我为什么偏偏写反腐? 服务健康广东,打造医疗卫生高地 全球思想家 巴西:限制财政支出无法解决问题 思想 维护正义的社会机制为何会失灵 文化 从《摔跤吧!爸爸》认识当下的印度 中产阶层如何“反脆弱”? 专栏 美国大战略何去何从 我们也该上补习班了 汉唐丝路上的胡乐入华 恐怖分子是邪恶的失败者? 南书房 “李约瑟之问”与中国封建官僚制度之踵  

Source: 最新文章 | 21 Jun 2017 | 4:00 am(NZT)

《南风窗》2017年第12期目录

窗下人语 中国金融稳定的信心来自何处? 纵论 警惕“碳水化合物管够” 的治理陷阱 智商原理 瞒报萨德数量,韩国在演双簧? 资讯 记者在路上 评刊 国是 媒体 声音 时局 主权信用评级是与非 中德关系再次升温 公共政策 “因事设官”对机构编制改革的启示 广州观察 建设全球资源配置中心,广州大突围 恢复高考40年 恢复高考40年:崇仰与进化  高考,一代人与一个国家的故事  雷颐:我们只是幸运者,代表不了那个时代  黄冈中学没有“神话”   父亲的承诺 调查与记录 中职学生“学做工”调查 为什么他们要到“户外” 经济 伦敦的房价有多高 经济·学人 全球化没有停滞,只是步入了新时代 中国与世界 从首次外访看特朗普外交变奏 “通俄门”第二季:弹劾特朗普? 对话 改变社会对流动儿童的偏见 人物 一线城市不以房价论高低 全球思想家 数字经济或将加剧劳资矛盾 英美民粹主义分道扬镳 思想 颜值为何流行 情感经济的“供给侧” 文化 没有了荒诞感的《白鹿原》 《欢乐颂2》中的阶层与爱情 饮食器物设计里的中国文化 专栏 布热津斯基地缘战略的几个支点 小升初的套路 张骞之后:汉朝人如何管治西域? 安全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事上磨练致良知 南书房 有关科学的一道甜点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心理学教授给自己洗脑?好得很

那些形形色色的骗子,正是利用人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幼稚,自己的无知,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轻信,自己的贪念,自己一意孤行的表现,他们抓住这些弱点,四处出击,八方摇旗呐喊。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警惕“碳水化合物管够”的治理陷阱

一位朋友和我讨论一个关于地球人身材的问题。他说,在东南亚、拉美和非洲一些地方,虽然穷,但胖子往往很多,比欧洲、北美还多。我说,你这个观点就是个陈词滥调—穷人没有自控力,管不住嘴,所以穷和胖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富人呢,相反。以上这个观点,在中国人朋友圈流传相当广,一定程度催生了全民健身的潮流。作为一个讨厌心灵鸡汤的人,我认为这种和励志学相关的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但它可以击中普通人的软肋,却没有道出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作为一个热衷于“政治经济分析法”的人,我给朋友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国民性格(生活状态、身材都是性格的肉体化)和统治者的统治模式其实也是循环推动的,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遗憾的是,这个世界上,多数都是后者。这个问题,必须从人类的食物谈起。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趋势?大航海时代以来,人类爆发大饥荒的频率越来越低。当然,某些特殊原因引发的饥荒除外。为什么?因为,随着马铃薯、番薯、玉米和香蕉等高淀粉、高产作物的全球传播和种植,人类获取最基本生存保障—碳水化合物的成本越来越低。这个农业的巨变,也导致了全球政治治理的巨变,即统治者要维护统治的成本,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低。这使得某些治理糟糕、经济极其落后的政权,竟能长期存续。中国人都很熟悉这句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实,这话是有问题的。因为,老百姓多半都是贪生怕死的,揭竿而起,除非真的活不下去。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多数人,怕疼。统治者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治理国家,一个底线是保证民众最基本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需求。至于优质蛋白,民众根本不需要。只要保证这个需求,你怎么治理他们,怎么把治理失败的成本转嫁给他们(比如乱搞通胀,掠夺其财富),都不是问题。实际上,在很多落后国家,统治者的确是这么治理国家的。随着全球生产力的大发展特别是农业的进步,北美和乌克兰的沃野的粮食产出,实在是太多了。统治者只要从自己搜刮的收入中,拿出一点,进行福利支付,便足以让老百姓不挨饿。碳水化合物是最廉价的食物,也是最有效的对抗饥饿的利器。但是,“碳水化合物管够”的治理模式下,代价却是国民阶层晋级梦想的永远破灭。在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相对富裕地区”,民众能歌善舞,个个都是乐天派,但正如我这位热爱旅行的朋友所发现的,这些地区的“肥胖问题”相当严重。另一个奇特的现象是,越是这一类国家,越是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权贵、富豪和社会下层竟然会结成了一个“同盟”。而对手,却是中产阶层。很好笑吧?为什么会这样?首先,下层的选票多,选举热情高,他们选举出权贵、富豪的代言人担任行政、司法长官。后者则通过两个办法来维系对下层的转移支付,从而保证保证碳水化合物的供应。一个办法是资源性产业的国有化,另一个办法则是对中产和小企业主征收重税。征收重税,除了显性税,还有就是“通胀税”。所以,但凡这些经济落后国家,没有一个能逃脱饱受恶性通胀折磨的宿命。至于穷人,他们对通胀本身就不敏感,一是有国家的“生存补贴”,二是手中本身就没有余钱,难以“体验”通胀的痛感。一个社会,如果只存在吃民脂民膏的上层和吃低品质食物的下层两个阶层,而连接两者的中层却越来越被剥夺,越来越萎缩,那么,这个社会断然没有阶层流动希望的。当然,更没有经济崛起和技术进步的希望。碳水化合物管够,阶层晋级休想。这不是个别国家的故事,而是一不小心都可能陷入的治理陷阱。中国也当引以为戒。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中德关系再次升温

从目前公布的文件和政府宣示来看,中德双方合作的领域由经贸技术向社会、安全、政治领域推进的事态已经形成。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中国对朝政策的三重境界

理性看待中朝关系应从地缘政治、区域和平及长远利益三个层次、三重境界来判断、界定对朝政策。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去国还乡,西方的没落和撕裂 ——与王昭阳、谢青桐一席谈

在去国还乡之间,还有着大量数字无法揭示的心路历程,有一些可能根本无法用传统的理论框架去解释。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智商原理

前段时间有一则新闻:深圳有个富婆,被一冒充乾隆皇帝的男子骗走了222万元,被一个冒充索罗斯弟子的男子骗走了4000万。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真有钱啊!剧情大概是这样:这位富婆想办一个村镇银行,经人介绍认识了自称金融大鳄索罗斯弟子的万健民先生。同时,万先生还介绍富婆认识了刘乾珍先生。刘先生呢,一副神秘的样子,说自己是乾隆皇帝,吃了长生不老药,活了300多岁,是全世界27个皇家家族之一,掌握着大清皇家的大量资产。万健民先生呢,也谎称自己是万氏家族的第九代传人,只有通过他才能将皇家的钱解冻出来。于是,富婆便拿出了200多万元去“解冻”这个“皇家资产”,另外,他还被万健民以其他方式骗去了4000万。富婆的老公发现好像有哪儿不对劲,他对“乾隆皇帝”刘乾珍先生说:“你说你活了几百岁?这不科学啊。”我看了一下网络评论,很多人怀疑:以这位富婆的智商,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我想说,其实不仅她有智商嫌疑,她老公似乎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只是可以怀疑“乾隆皇帝”活了几百岁不科学吗?但必须说一下,智商可能真的跟有钱没钱,跟有知识没知识,跟占有了什么东西或看上去有什么东西,没有必然的关系。比如,也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学教授晒工资单喊穷,然后,上来一帮人为之辩护。辩护者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并没有多少与他们自称的“文化知识”相匹配或联系的智商。他们的口号是“大学教授比月嫂对社会的贡献大”,所以,账面上工资的那一单比月嫂低,好像就没有天理。可是,什么叫“贡献”,其价值如何评估?又通过什么机制折算成这个社会对贡献的报偿?报偿的主体是谁?是同一个主体吗?一个人比别人读书多一些所以他对这个社会作的贡献就比别人大?月嫂的工资取决于变幻莫测的市场,但大学教授的工资取决于稳定的财政,完全是不同的范畴,我真不知道是如何可以放到一个对比结构去比较的。一脑袋浆糊,还搞得智商很厉害的样子。但智商并不是获得什么的必要充分条件,这是事实。比如那个富婆,她的财富可能运用了一些智力因素,可能付出了努力,可能撞了狗屎运(像很多年前买几套房),可能突破了某些底线,可能是继承的,也可能是拆迁致富的……途径很多。在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中,胡宗宪对高翰文说的一句话点到了实质。他说高翰文这种人吟诗作赋可以,但不适合做官—因为你会科举,会考试,运用的是某种智商和能力,但做官,需要的是另外的智商和能力,不是谈几句圣人之言就可以搞定的。为了清楚地了解什么叫“智商”,其原理为何,我列一个公式:智商=智力+思维+经验值+心理人格的影响。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一个女博士,即使智力、思维都很厉害,心理、人格也很强大,但如果对社会一无所知,这方面的智商也是零,也很可能被骗到山村里。被“乾隆皇帝”刘先生骗的富婆,主要就是栽在了“心理人格的影响”上。至于说大学教授工资不如月嫂没天理的那位,是思维和心理人格的影响出了问题。智力这个东西有天生的因素,没有办法。但得看是发挥了何种智力,运用在了何种方面。记忆能力、理解能力、想象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思辨能力、洞察能力、把控能力……有的人擅长用来学习,考试没问题,他很可能变成一个学术体制的教授;有的人擅长用来预测洞察,他很可能变成一个市场上的商人。这个时候,并不能以占有书本知识的多少来说谁比谁智商高。思维、经验值也是如此。心理人格的影响是常见但也容易被忽略的因素。一个人的心理紊乱了,肯定会影响到智商,无数骗术就是利用了人们的恐惧、贪婪。当人被这些心理攫住的时候,智商迅速为零。人格不行同样如此。“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古老的话,就是对人格影响到智商的经典阐述。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张骞的那次旅行

自西汉西行的使团据说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刍议结盟与结伴

只要善于开展折冲尊俎、因势利导的外交,就能够阻止或瓦解在周边出现不利于我的联盟,对此,不妨多借鉴一些春秋战国一些战略家的策略。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洸洋自恣快吾志

道德相对而言要严肃点,要么是仁义,要么是孝亲,给人的感觉是温文尔雅有余,可鲜活灵动不足,因而当艺术化的《庄子》一经问世,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瞒报萨德数量,韩国在演双簧?

5月3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公布萨德瞒报事件调查结果,称“已证实,是国防部在报告书中故意漏报四辆萨德发射车追加入韩国的情况”。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数量,不是外界所熟知的两套。除了已经部署在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的两套萨德反导系统,还有四辆萨德发射车已经运入韩国,但韩国总统此前一无所知。都是“前任”干的,“现任”很生气。据说文在寅总统得知此事后“非常震惊”,下令彻查。青瓦台调查结果称,追加的四套萨德发射车,在新任总统就职前,就已经运入韩国。文在寅就职后,韩国国防部也未向其汇报。这样的剧情,让某些分析人士猜测,韩国是不是在演双簧,以内部掐架的方式转移外界注意力,达到先前就已确定的部署六套萨德系统的目的。还有分析称,文在寅是想以瞒报事件为契机,向中国传递信号:韩方以撤掉四套萨德系统做让步,中方也让一步,“准了”那两套萨德系统吧。鉴于朴槿惠时期“闺蜜干政门”的荒唐,我更愿意相信,瞒报萨德数量,是因为韩国政治的混乱。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日前的社论所说,“情况堪称荒唐,令人倍感寒心”。为什么说“演双簧”的可能性不大?演好此类戏码是需要高度默契的。因瞒报事件而成众矢之的的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是“前朝遗臣”,属于保守派,与文在寅根本不在一条道上。朴槿惠前总统遭弹劾,几乎直接从青瓦台进了拘留所,导致文在寅胜选后,没有按惯例规定的两个月过渡期,“自己人”都还没就位。也就是说,虽然文在寅搬进了青瓦台,但政府内部包括国防部在内众多部门的大员、小吏都不是“自己人”。这种情况下,何来默契?此外,萨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绝非儿戏。主动上演防长向总统撒谎,欺君罔上、朝纲大乱的剧情,只会让韩国民众内心更忐忑:新近登基的新总统靠得住吗?至少从文在寅的角度看,“演双簧”之说不符合逻辑。萨德问题,是朴槿惠给其继任者挖的一个坑。瞒报事件表明,这个坑比之前看上去的更大。萨德反导系统主要由发射车和X波段雷达构成。四辆发射车暗度陈仓进入了韩国,那配套的四套X波段雷达呢?是依然瞒着总统隐藏在某军事基地,还是仍将停留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是让文在寅头疼的事情。如果顺势把四套X波段雷达运进韩国,文在寅如何向中国解释缓和韩中关系的意愿?如果不让X波段雷达入境,难道青瓦台要对那已入境的四辆萨德发射车做“退货”处理?目前文在寅已经下令,对萨德部署问题做全面调查。但他同时也向美方保证,调查并不是想更改之前的决定。言外之意是,他会让美国放心。但现在又多了个问题,剩下的四套萨德系统如何处理。韩国《中央日报》在上述社论中写道,青瓦台需要认识到,部署萨德已经演变成一个带有地缘政治变数的高次方程。但麻烦的是,不仅是文在寅总统,整个韩国政治都还不具备解这种高次方程的能力。萨德问题处理得如此糟糕,即是明证。韩国政党多如牛毛,意识形态有进步与保守分野。但在这个表象之下,是韩国政治的单一性。朝鲜半岛分裂、南北对抗持续半个多世纪,导致韩国政党在观念、意识形态上本质上是单一的,那就是如何在威胁下生存。这种单一性,使韩国政治人物对地缘政治,尤其是大国政治的变动,缺乏应有的敏感性,也缺乏相应的应对能力。萨德问题的敏感、复杂程度,似乎已经超过了韩国政治的驾驭能力。所以,文在寅除了在表态上尽量向美国靠拢,他事实上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6月与特朗普会面时,如果双方在这事上话不投机,还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发生。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五四知识人的家国天下情怀

许纪霖在新著《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里所提炼的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古今中西之争,他们是如何处理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世界认同的?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中国金融稳定的信心来自何处?

最近,关于国家金融安全、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讨论越来越引发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前,这个领域的讨论并没有超越经济层面。如今,已有所不同。当前,一种观点认为,整顿应该从严,在银行体系内遏制金融空转,在资本市场则打击圈钱大佬,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刻不容缓。但也有观点说,过快、过激烈地进行金融整顿,可能引发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就像2013年的钱荒那样。同时,也会造成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因此,整顿之外,还须考虑经济的稳定问题。其实,整顿和稳定这两个问题并不是天然相冲突的,兼顾两者并不难。举个例子,证监会最近的一些措施,特别是关于减持的新规出台,在短期看,可能对市场的波动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如果从中长期看,是有助于恢复这个市场的信心的。5月27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这被市场称为是“减持新规”。它的出台目的是明显的,即遏制大股东的“精准减持”、“恶意减持”等行为,增加他们的减持成本。减持,是中国股市“大佬”套利的终极手段。在所谓的高送转圈钱模式下,大股东不断通过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行为炒作股价,吸引一轮又一轮的散户进入,然后在高点套现走人,留下散户的哀叹和一地鸡毛。长期以来,中国的股市缺乏强大的、独立的机构投资者;此外,证券诉讼的司法环境也有待改善。于是,注册制的推行,显然还不具备充分条件。注册制提出了好几年,但它依然还在路上。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股市整顿措施不妨看作一种基于现实的合理选择。此外,证监会对一些违法的大佬,开出了罕见的罚单,动辄上亿。虽然说,这些天价罚单如何保证执行落实,是一个需要后续关注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罚单出炉本身至少说明,这个市场至少还有正义存在。只要正义在,就不怕信心不能恢复。而在银行体系,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监管部门的整顿风暴,客观上抬高了一些机构的资金成本,乃至影响其流动性。但通过整顿,的确排除了不少的“地雷”。中国有近400万正式银行从业者,银行业是个“产能”过剩的行业,债务和风险积累了多年。这个时候,果断防风险,是必须的。银行体系的另一个问题是,整顿是否会影响实体经济复苏。目前,一些地方正在大力推行债转股。为什么要推债转股?因为实体企业,比如一些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借的钱太多了,利息负担太重,这种负担影响了企业的转型升级,甚至让企业“入不敷出”。所以,需要银行“拉企业一把”,做企业的股东。债转股并不是新事物,1990年代启动的中国银行业大改革,已经搞过了债转股。今天重新搞债转股,并不是不行,而是说,应该慢慢搞,理性地搞,而不是盲目上马,全面铺开。应该对那些暂时陷入困境的实体企业“拉一把”,保留它们复苏的实力,等环境好转,再图进取。对那些严重过剩的产能,则不能一味靠银行输血。目前,债转股的速度并没有外界预期的那么快。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它说明中国的银行正在变得理性,过去的银行改革现在见效果了。在债转股的过程中,银行需要慢慢权衡,慢慢博弈,要和地方政府博弈,和企业博弈,最终做出理性的选择,绝对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模式,让银行吃下坏账。银行吃坏账,买单的不过是储户。因此,在金融整顿的过程中,遭遇不同的声音,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内部必然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当利益诉求不同,声音也就不同,这是一个正常现象,要辩证地看待。当然,金融整顿要和经济稳定相兼顾,这是对的。中国经济的增长可以减速,但不可以失速,GDP这个指标一度被诟病,但实事求是地说,GDP作为一个流量的概念,它的增长的确也意味着新增就业机会的增多。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这有什么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在整顿的过程中,适当地保证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保持一个具有灵活性的货币政策,通过适当的“宽松”措施,降低受困实体企业的成本,这也是一个权宜之计。不过,应该警惕的是,绝对不能为了保住经济增长,让整顿和改革停滞不前,继续让储户和散户为金融领域的一些利益集团买单。必须要在整顿的同时,通过改革的深化,加固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提高这个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金融体系既让企业能够融到需要的资金,也要让国民能够有足够的投资途径。不论是存款、股权投资还是买债券,普通人都应该获取和风险匹配的应有回报。投资的权利,绝对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6.9%,增速创2015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工业用电量、铁路公路水路货运量、民间投资、进出口增速这些更重要的实体经济指标也进一步提升。这些数据和经济纵深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说明,基本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当前的金融大整顿,不过是防风险于未然而已。信心正在恢复,但还需改革进一步推动。

Source: 最新文章 | 16 Jun 2017 | 4:00 am(NZT)

金融大整顿,激进与平衡

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根基,不是凭空而来的信心,而是货币纪律。整肃被破坏的货币纪律,对任何有着雄心和责任的经济体而言,不是高要求的“美德”,而是最基本的“底线”。

Source: 最新文章 | 7 Jun 2017 | 4:00 am(NZT)

人工智能将改变什么?

人工智能不会成为新的行业,而是会渗透并永久改变现有的所有行业。人工智能不会改变人的生命,而是将改变人作为人的界限和意义。

Source: 最新文章 | 7 Jun 2017 | 4:00 am(NZT)

美国贸易额重返世界第一警醒中国

WTO于4月12日宣布,美国商品贸易额2016年超越中国,位居世界首位。但全球贸易量同比增长仅为1.3%,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低。据参考消息报道,2016年美国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7060亿美元,而中国商品贸易总额为36850亿美元。美国的进出口额均同比减少3%。中国的出口额同比减少8%,进口额同比减少5%,进出口额的减幅都大于美国。中国未能保住2013年赶超美国而夺得的全球贸易额首位宝座。在全球贸易增长几乎趋于停滞的背景下,美国的贸易却在好转,不仅贸易逆差在减少,而且还在总量上超过了中国。美国全球贸易总额重超中国,意味着中国贸易增长速度相对放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造成今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历史上看,中国有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很好的,但也有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很糟糕的。两个经济增长较好的时期分别是汉唐和南宋,原因就在于汉唐与南宋都有非常活跃的对外贸易。汉唐有北方丝绸之路;而南宋则有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增长非常糟糕的时期就是明朝,1443年的禁海使得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为糟糕的时期之一,并且造成了日后中国长达将近500年的经济停滞,从而导致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进入19世纪以后失去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位置。同样,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贸易对中国经济太重要了。从统计上讲,假如采用支出法来核算一个国家的GDP,那么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出口-进口)。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将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简单相加,只具有统计意义。人们可以从统计意义出发,将经济增长归因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个因素,但是,这种统计核算方法并不能给出经济增长中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对经济增长做经济学的解释。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出口贸易显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出口贸易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迅速发展的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1994年中国官方汇率贬值,有效解决了中国汇率高估的问题,导致出口竞争力大幅提升,从而带来了中国经济黄金增长十年;2001年中国加入WTO,伴随着贸易自由化而来的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但是,自从2005年汇改、特别是2007年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中出现的偏差,造成中国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双双升值,从而使得出口贸易受到冲击而趋于减速,中国的经济也就因此而走上了平稳增长的道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理解出错,导致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用统计学的方法替代了经济学的思维。从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大致可以描述如下:出口是投资的函数;投资是就业的函数;就业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加总的关系,也不是三个因素加加减减的替代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内生性的因果关系。对此,可以进一步分析如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农村人口占比过高,由此造成了刘易斯所说的现代工业化城市经济与传统农耕乡村经济同时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农村居民是没有消费能力的,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农耕的生产率极其低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农民属于自给自足的非工薪劳动者,他们对于全社会消费需求通常只能带来一些边际上的影响,比如周期性的、小规模的乡村集市贸易等。这种状况一直要持续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类似于三农政策这样的方法,经由财政转移支付等渠道来人为增加农民的消费,但是这会导致非农人口税收的增加和消费支出的下降,由此产生的后果要么是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不变,要么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带来过高的社会成本而导致社会总的消费需求反而趋于下降。从统计数据来看,1978年中国农村人口占比高达70%以上,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下降到了51%,但占比还是很高。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占比大致可以减少到4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距离刘易斯拐点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显然,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以前,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内需不足,以及由此造成的产能过剩,从而需要出口来加以平衡。这就是贸易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所在。贸易决定国家的兴衰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中国也曾经把贸易置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从而使得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迅速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自从2005年以后,中国的贸易增长便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时至今日又失去了全球贸易总量世界第一的贸易大国地位。我们在贸易问题上究竟做错了什么呢?首先,国内一些人对于贸易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贸易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开展对外贸易而成为一个世界上富有的国家。古希腊靠贸易崛起,并且因此而产生了伟大的自由城邦和民主政治;古罗马靠征战来获取财富,贸易占GDP的比重连7%都不到,最后在战争中走向灭亡。古代中国长期在对外战争、和亲还是贸易中摇摆不定,但凡选择和亲与贸易的时期,经济增长表现就较为良好,但凡选择战争的时期便会带来各种各样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开始于1405年的、毫无商业意义的远洋,促使中国最终走上了对贸易加以抵制的道路。阿拉伯人曾经垄断过欧亚大陆的贸易,但最终在海洋贸易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因为海洋贸易具有比陆路贸易更为低廉的成本优势;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代表的南部欧洲为何不能崛起,原因就在于只有远洋(征服和掠夺),而没有贸易;荷兰为何能够崛起,关键在于其长期垄断了世界香料贸易;英国又为何会成为日不落帝国,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出口本土制造的工业品。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在长达将近100年的时间里,试图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取其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源,结果在1945年完败。但是,自1945年以后,日本依靠对外贸易与和平发展,几乎获得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所有资源。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德国马克走上了持续升值的道路,从而给德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冲击。面对这样的冲击,德国政府首先采取了减税的方法来对冲马克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到了1994年,德国政府又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改革,降低了小时工资率,成功实现了实际汇率的贬值。1997年后,德国又与法国等欧洲十四国共同创建了欧元区,从而在实际汇率贬值的基础上又成功地实现了名义汇率的贬值,通过以上这些政策措施确保了德国贸易可持续的增长和德国制造的经久不衰。总结以上这些历史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贸易不仅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财富,并且还决定国家的兴衰;战争对贸易有破坏作用,战争虽然能够带来财富(不义之财)和技术进步,但其成本奇高无比,并且基本上是以民众的生命为代价的;远洋大都是帝国行为,而不是贸易行为,故而对经济增长并无太大的贡献;海洋贸易替代陆路贸易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可以降低贸易的冰川成本。消费推动还是出口推动?如果要重振中国的对外贸易,必须重新认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逻辑。正如大推进理论或者经济起飞理论所分析的那样,在工业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至少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以前,只有贸易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比如美国在1843-1950年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主要就是依靠贸易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因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公民没有自由贸易的权力而引起的。根据罗伯特·J·戈登的研究,美国今天之所以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其根源就在于变出口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为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所造成的。早年的美国依靠生产和出口推动实现了高速增长,并于1906年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从1950年开始,美国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导致了更多的储蓄和资源投向消费,而不是生产和出口,经济增长便开始趋于下降。20年之后,美国很快就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家。好在美国还有能力发钞,否则就难以避免在世界其他地区先后发生过的债务危机。对照一下今天的中国,情况有点儿相似,在2005年以前,中国依靠出口贸易来推动经济增长,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自2004年结构调整以来,我们试图以消费替代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由出口下降造成的需求约束压制了产业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更多的资源和储蓄被引向消费而不是生产。尽管中国居民没有像美国人那样负债消费,但是在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的情况下,企业纷纷转向房地产投资,居民为防止经济增长下行可能造成的货币贬值,也纷纷将有限的储蓄投向不动产,于是,在房地产畸形发展的狂潮中,中国也不知不觉地掉落到了债务经济的陷阱之中。但必须提醒注意的是,中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可以通过发钞来维持其债务,中国则不能。因此,今天的中国实际上面临着比美国更为严重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以改革开放应对“贸易纠纷”此外,中国还必须反思应该如何处理贸易顺差问题。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与价格(也就是汇率)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中国贸易的结构性顺差是由以下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比过高、缺乏内需,从而需要依靠出口来平衡经济发展中不断释放的产能。二是因为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从事的是加工制造,而制造业都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以致于产量必须足够大,从而需要通过出口来加以出清。三是贸易自由化的非对称性,比如制造业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就要高于服务业和农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加工制造,不在服务业和农业。因此,在贸易自由化非对称的情况下,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出现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面对结构性的贸易顺差,简单的价格调整,即汇率升值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扩大对外开放度和深化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度就是推进贸易自由化,以便能够创造更多的平衡贸易的渠道,深化体制改革则是为扩大对外开放度提供制度上的支持。然而,当我们面临结构性贸易顺差时,却选择了无助于问题解决的价格调整方法。在中国出口企业普遍规模偏小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的后果只能是贸易流量的减少,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经济增长的下行。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假如出口企业的规模足够大,那么汇率传导必定是不完全的,从而对贸易带来的冲击几乎可以是忽略不计的。因为出口企业的规模足够大,就会产生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可以带来递增的报酬,从而可以对冲汇率升值对价格的影响。假如出口企业的规模偏小,那么就不会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从而就会导致汇率的完全传导,进而影响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和贸易流量。根据以上三点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第一,用消费来替代出口是违背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的;第二,当今世界的贸易顺差大都是结构性的,这既与国家的异质性有关,也与国际分工的结构相关,还与贸易自由化的非对称性相关。第三,对于结构性贸易顺差来讲,价格调整是无效的,只有改革开放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基于以上结论,面对美国全球贸易总量重新超过中国,我们应当尽快回到重振贸易兴国的道路上来。否则,我们经济复苏的周期,可能将被拉得更长。  

Source: 最新文章 | 7 Jun 2017 | 4:00 am(N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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